“眾口鑠金，積毀銷骨。”在社交媒體時代，這竟然也可以成為一門“生意”。近期，因為在電視劇中扮演了討厭的角色，一些演員成為網民侮辱謾罵的對象。無良網店順勢推出“陪罵服務”，甚至利用“機器人水軍”攪和輿論場，還分“暢聊”“重點劇情吐槽”等多種模式，差別定價。
仇視、辱罵、誹謗等語言暴力并非始自今日，但的確是在互聯網時代，尤其是自媒體環境中出現了爆發之勢。網絡暴力是現實社會暴力在網絡空間的映射和延伸，它植根于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特性之中，隨互聯網的迭代而升級，隨算法信息分發技術的進步而加劇。在桌面互聯網時代，由于匿名、開放和便利，有鍵盤者即可發聲，在方便信息交流的同時，網絡暴力便已初露端倪。而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，特別是社交媒體時代，網絡暴力擁有了新工具，具備了新形式。
由于社交媒體群組的存在，“同聲相應、同氣相求”，許多在現實世界找不到擁躉的偏狹甚至極端認識，在網絡空間卻有可能“一呼百應”。不僅加固了自身的偏見，也會在網絡群體中形成“同儕效應”，最終助長“群體極化”現象——持極端觀點的人聚在一起，變得更加極端。而人工智能的算法信息分發，則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助長了偏激或者極端的認識，網民成了“信息蠶”，裹在算法營造的信息繭房中，形成“偏聽偏信”的同溫層效應和回音室效應，使得偏見更加穩固。
已有研究表明，頻繁使用社交媒體會增加人們的心理困擾。但是，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雙刃劍效應，雖然助長了社會中的激進或極端認識，卻并非網絡空間不斷充斥暴力的最重要原因。在網絡空間，觀點激進的網民有之，認知偏狹的網民有之，但這些往往只能構成輕微的網絡雜音，很快就在茫茫無垠的互聯網信息海洋中消弭無蹤。而由于在社交媒體時代，用戶生成內容(UGC)成為主流，自媒體開始興起，并成為網絡輿論場上的重要角色。流量成為自媒體的生命線，關系到其估值、融資乃至“錢景”。于是，販賣焦慮、攪渾輿論、激發爭議、制造沖突、侮辱謾罵甚至造謠污蔑等做法時有出現，有意無意地制造和推動了網絡暴力。
看到了互聯網流量的價值，一些商家也開始采用不正當手段進行營銷或者詆毀競爭對手，圍繞演藝人士形成“飯圈”，圍繞直播網紅、大V也不斷形成各種各樣的圈層或群組。于是，網絡推手、網絡打手、網絡水軍的攻訐，“飯圈”、游戲圈之間的罵戰，甚至在西方國家為了選舉而進行的輿論爭奪，都成了網絡空間烏煙瘴氣和網絡暴力的重要來源。但是，罵來罵去，熙熙攘攘，最終都是為了利益。網絡暴力既是某些商家或個體的不正當競爭工具，也是一些違法犯罪分子的牟利手段。這些人目的明確、分工細致、技術先進，越來越專業化和職業化，進行有組織的社交媒體暴力活動。特別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，機器人自動生成數據、語言等內容，利用“機器人水軍”攪和輿論場，進行輿論操縱，已不鮮見。
如果說桌面電腦時代的網絡暴力多是現實社會暴力的映射，社交媒體時代的網絡暴力顯然已經成為一種新的“商業”模式。有嚴密的組織，有周到的策劃，有高明的話術，有AI的水軍，有時候甚至能夠形成不小的產業鏈條。這個商業模式和產業鏈條已經成為操縱社交媒體的黑手，刺激盜竊個人信息的網絡黑產，助長網絡空間暴力的生成。
在社交媒體時代，公民個體需要增強自身數字素養，進行更好的心理建設。但如果要更好地凈化網絡生態，就必須精細化瞄準這些有組織的社交媒體暴力，進行全方位、全鏈條的打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