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歲少女稱醉酒后遭網約車司機性侵引發關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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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遭遇性侵 女性如何維護自身權益？

18歲少女控訴網約車平臺司機趁自己醉酒實施性侵事件近日登上熱搜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被警方采取了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。

女性遇到性侵害，往往都因缺乏相關法律知識，處于茫然無助的狀態。對此，多位資深律師從不同角度作出普法解讀。

【新聞事件】

據多家媒體報道，近日，18歲的寧夏銀川女生小麗(化名)控訴稱，7月26日0時57分，其閨蜜在花小豬平臺下單，將醉酒狀態的小麗攙扶上一輛特斯拉網約車，30多歲的司機唐某手動關閉訂單，實施性侵，原本車程僅需不到二十分鐘，司機在3時30分之后才將小麗送到目的地。小麗報警后，在做陰道擦拭物提取當天來了例假，體內未能檢出唐某的精液。其間，唐某家人曾與小麗談判提出5萬元私了，并拿出一份寫好的諒解書，被小麗拍下的諒解書中，有“途中發生關系”字樣。后小麗又向警方送交了案發時穿的長裙留檢。但在長裙鑒定結果未出的情況下，8月9日，賀蘭縣人民檢察院對唐某作出不予批捕決定。8月11日晚上，長裙的鑒定意見作出，證實送檢的長裙上檢出人精斑和DNA，DNA包括唐某的分型。現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。

唐某駕駛的車輛車牌號為寧AD1××××。經查詢，該號牌車輛未在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備案，未取得網約車運輸證，不具備從事網約車的資格，屬于非法營運。

【律師普法】

1.不批準逮捕，是否意味著“沒事了”？

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閔濟宏律師表示，檢察院不予逮捕并不代表犯罪嫌疑人不構成犯罪。根據我國法律規定，對于需要進一步補充偵查的案件，犯罪嫌疑人可以采取監視居住、取保候審等措施，之后根據偵查情況，警方認為符合審查起訴條件的，仍會提請檢察院審查起訴，之后則是公訴、開庭、審判等一系列刑事訴訟程序。

北京京麟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李揚律師也表示，檢察院作出的不批捕決定，并不代表案件就此結束，我國很多地區審前羈押率并不高，不批捕屬于常態。目前來看，該案還處于偵查階段，被害人和被害人的親屬可以繼續向偵查機關了解案件的進程，如有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的相關證據和線索，也可以繼續提供給警方。

2.性侵案件的一般認定規則是什么？

李揚表示，強制猥褻、強奸等性侵類案件取證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，強制猥褻、強奸等性侵類案件，很少有“一錘定音”的證據，多數情況下是根據掌握的證據以及各方陳述，綜合認定。因為性侵行為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一對一發生的，除非有明確的監控記錄了整個被性侵的過程，可被認定為直接證據，其他情況下都是通過客觀證據進行綜合推定。例如能否從被害人體內發現對方的體液、被害人身上能否檢出對方的DNA，被害人身上是否有傷、衣服有沒有被撕碎等。

3.女性意外遭遇性侵害，何時報案合適？

李揚建議，被害人發現自己受到傷害后應第一時間報警。被害人的報警時間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公檢法辦案人員的判斷。性侵行為發生后10天再報警，可能會被認為雙方之間有交易等情況存在。如果身體上保留了相關體液，最好不要馬上洗澡沖掉，應聯系辦案機關進行提取，留存物證。如果案發地點在室內場所，盡量讓該場所保持原樣，等待公安機關現場勘驗。

4.女性意外遭遇性侵害，該如何取證？

閔濟宏律師表示，女性乘客遇到騷擾或侵犯時，一旦發現情況不對可以打開手機錄音留存證據，事后嫌疑人及嫌疑人家屬可能會與被害人進行溝通，提及當時的犯罪經過，此時應及時保留聊天記錄，提供給警方。

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王新博律師表示，像本案這種發生在網約車上的性侵案件，凡是能夠證明事件本身、發生地、發生時間、行程軌跡等一系列內容，都可以作為證據。比如本案中，被害人通過花小豬平臺約車，平臺上的打車記錄、車輛行進記錄等，都可以視為證據。

5.此次事件中，網約車平臺是否應承擔責任？

李揚律師表示，辦案機關如向平臺調取雙方乘車錄音，平臺有義務進行配合，如果辦案機關最終認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，從民事的角度也需要考量平臺的責任，如網約車平臺有管理上的缺失，則需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。

王新博律師表示，《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》第十六條規定，網約車平臺公司承擔承運人責任，應當保證運營安全，保障乘客合法權益；第二十八條規定，任何企業和個人不得向未取得合法資質的車輛、駕駛員提供信息對接開展網約車經營服務。網約車平臺為司機和乘客提供信息形成匹配，平臺從運費中提取相應比例作為服務費，因此需要觀察平臺公司在驗證司機資質、身份等方面是否盡到了審慎的審查義務，像車輛未備案就上路接單這種問題，很有可能被認定為監管不嚴，需要承擔相關責任。司法實踐中，網約車平臺需要對自身盡到審核義務進行舉證。

6.性侵案件，能否索要精神賠償？

王新博律師認為，警方已經在被害人裙子上找到了嫌疑人的DNA，即使強奸罪不成立，也可能成立強制猥褻罪。如果嫌疑人的罪名成立，被害人將獲得一定的民事賠償，賠償范圍以實際造成的傷害為準。公眾關心的精神損失賠償在這類案件中比較少見，通常情況下，發生人身傷亡或死亡的案件中，對被害人及家屬進行精神賠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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